政治明星化的利大于弊
明星政治生涯边缘化是导致一些明星们政治安排上走低的基本背景，在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人大、政协，有着他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的阶段。就拿人民政协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即建国初具有代行国家权力具有联合政府性质的政协创始阶段，这个阶段具有联合性、权力性、统战性特征。第二阶段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后，政协做为多党合作的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重新定位阶段。这时的政协失去了联合性、权力性，但却突出了合作性、监督性和统战性特征。由于10年动乱，政协一度陷入了名存实亡的状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政协开始恢复，两个5号文件和《监督法》的出台的颁布，标志着国家政治制度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时期。人民政协也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更加明确了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政体属性。并通过入宪和修订政协章程，突出了政协的法定性、规范性和实践操作性特征。也正是由于政协在发展进程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使政协的主体构成和主体地位及主体性质在与时俱进中表现不同的动态特点。在第一阶段，大都是各党派首脑、领袖式、大师级人物，政协主体也随之有着其政治象征性特点。在第二阶段，虽然没有了建国初期老一辈政治领袖式人物，但由于其统战性特点，加之参加政协的主要主体组织——各民主党派的发展还处在“精英时代”，所以这个时期委员主体更多地体现了精英性、荣誉性的特点。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政协组织属性的不断确定性，职能不断规范性，委员主体更多体现代表性、界别性、全民性的特点，委员的主体不断的从过去那种个体化、人格化、精英化，不断地向组织化、规范化、全员化发展变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正处在人民政协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精英时代”，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机构虽然和政协有制度上的区别，但它的发展也和政协一样同路径、同步化发展的趋势。故而不论人大还是政协其主体安排“精英性”“荣誉性”的特点是这个阶段的显著标志，自然安排大量的包括文艺明星在内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成为惯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如同大众娱乐发展一样，整个社会处在迷恋明星的痴狂、浪漫阶段，所以，不仅是追星族，全社会上都对明星另眼看待。所以一旦有些名气自然就在人大、政协安排个“角儿”也就不奇怪了。而随着政治制度规范化、社会成熟化发展，代表、委员主体更多体现代表性、界别性、全民性的特点。主体不断的从过去那种个体化、人格化、精英化，不断地向组织化、规范化、全员化发展变化，早期那种迷恋明星的阶段已然时过境迁，明星、大腕的政治优势逐渐走向“边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上对明星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名气，也对其自身素质、履职能力和政治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两会是“换届”年，所以最近不论是全国人大和政协，还是地方人大和政协都对明星委员，明星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上明星们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有的自身也逐渐蝉变成新社会阶层，其代表性已从过去那种单纯的“文化”“艺术”“名人”效应而发生本质的嬗变。一些失去代表性不适合担任“两会”职务的明星们如今已榜上无名，这正体现了我国社会政治制度不断成熟化的趋势和要求。
从地方上看，人大政协仍然保留了相当大比重不同级别 “明星”人士，但这些人士已经不再是 “另眼看待”的结果，而是严格根据人大法律程序和政协组织统战性要求来安排的，如文艺界有许多是个民主党派成员，按着政协组织要求经严格程序进行有比重的结构性政治安排，而且这些人士也都是长期在本职岗位上政绩突出，并有相应的代表性和参与国家政治的能力。许多各个艺术领域的明星们，有许多不仅有自己的行政职务，政治上很成熟，而且长期任职已对人大、政协理的履职之道已然谙熟，并身体力行，作用显著，甚至不可替代，已经远远不是早期那种“腕儿”式的挂名代表、委员。
结束语：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化、规范化、成熟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题中之意。30余年中国经济改革已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化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变革，整个社会的机制与体制，思想文化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都悄然地发生了本质的变革，考查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与社会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的不同步化的现状，会发现诸多的矛盾问题使我们陷入“二难”的窘况，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所以不断推进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完善与成熟是我国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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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学者明星化利大于弊的论点~
说到“学者明星”就不能避开央视的《百家讲坛》，作为打造学者明星的“梦工厂”，这档节目走红之后，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学者明星化”现象随之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或者潮流。 人，要成为明星，需有三大要素，一曰“迷”（现在通常叫粉丝），二曰“秀”，三曰“捧”，三者缺一不可。所以，你要论证利大于弊，必须解决一下几个问题 争议1：是授业解惑，还是误人子弟
身为教授，易中天的支持者遍布全国，号称“易粉”、“乙醚”……易中天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品读着历史，也正是这种很现代化的语言，遭到学术界的质疑。
争议2：是服务公众，还是个人扬名
从阎崇年到刘心武，“百家讲坛”推出的主讲人基本上都火了，而这些人多年的学问积淀也随之走向了市场。一方面包装了明星，另一方面让明星以自己的视角讲解，并广泛传播给受众。
争议3：对埋头研究者是否公平
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等人在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收益。他们获得的这种名利双收，对那些埋头书斋研究学问的学者是否公平？
争议4：是为挣钱还是责任驱使
对于学者像明星一样地在电视、平面等媒体频频露面，部分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认为他们的“传播学问”过程很明显是在作秀。
就像经济学家常议论产品市场需要创新一样，有明星潜质的学者开始走出小书斋和教室，到更广大的“市场”中去创造和获取新的价值。他们终于发现，圣人孔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凭着那份山东人的倔强，硬是为社会培养出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三千弟子，同时也换得几千年的英名。事实上，古代的游学也好，现代当学术明星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力”，使思想、知识这种稀缺资源能产生最大的收益。只要消费者能以较小的付出获取较大的效用，又何乐而不为呢？
明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传递更多的信息和正能量，一般人说到官，大多数就只有贪，奸，腐等，所以政治明星化不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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