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被贬儋州的经过及原因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相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好象是污褥了某人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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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成就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写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诗歌中。
苏轼一生坎坷，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总结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其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耐人寻味，而他的这些作品又深得人们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乐观的态度，这在他的诗中有充分的体现，只要细细品味过苏轼的诗歌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苏轼的乐观态度。
苏轼这个人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又是无比的惊人，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
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他的诗词至今还在被人传诵，而他个人的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也被后人所学习，可想而知苏轼的诗词成就还是得到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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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继位。治平时期甚短，也是苏家之多事之秋。苏轼十九岁时所娶之妻王弗与老父苏洵在此期间内相继亡故。王弗是苏故乡一带之青神人，嫁给苏轼时年仅十五岁，小于他的丈夫三岁。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给他留下六岁的儿子苏迈。夫妻情感甚笃。十年之后，苏轼在知密州任上写有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词来怀念她。苏轼为父守制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第二位太太以后生了苏迨、苏过兄弟，后者以后也是一位诗人，但其成就远不及其父。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资”，任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地方的副职，公告命令都要由他与正长官共同签署，因称通判）。当然，这在艺术上也成全了苏轼，使他由嘉佑、治平时期的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同时，也开始尝试写词，并入手便得大家风范，虽然此时尚未进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豪放风格。
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磨蝎宫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难。果然，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
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诗案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确认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苏轼利用迁移的机会，先南下九江，与和尚诗友参寥一起游览了庐山，题写了《题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合佛理禅思。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P1251）
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 ）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椋。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苏轼在此四句诗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
然而，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与司马光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应对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并进一步主张将以前变法时从民间重敛来的钱币还用于民。这些主张，必然与强大的上层官僚阶层发生矛盾。
与司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与二程（程颐、程颢）则是哲学、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东坡“任天而动”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观，与旨在从伦理、道德、精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理学思想发生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二程为洛阳人，苏轼为蜀人）。
元佑八年时间里，在太后的庇护下，苏轼官运尚好，但心情却“无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诰《苏诗总案》语）。他进一步体味到个性束缚、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间他以题画诗为代表作，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一直在忍耐着，憋着劲要“绍述”先帝的事业。现在，机会到来，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在一篇《记游松风亭》游记中，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禅悟的过程：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
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此处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义上的休息，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为什么一定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悟得此，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在海中纵游一般。惠州虽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养老的呢？遂于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作久居之地。
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一大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苏轼与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民本”思想有关。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苏轼曾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的科技介绍到这里。
东坡的另一首《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结句将东坡游松风亭“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禅思以凄婉的韵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炼地概括出来，遂成千古绝唱。但又谁知，这种旷达豪放之中，又蕴含多少酸人之泪！故东坡晚年之伴侣王朝云始终不敢歌唱此词。
王朝云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买下的侍女，当时还只有十二岁，晚年时，特别是在惠州时期，朝云一直陪伴他。应该视其为东坡的第三位夫人。东坡自绍圣二年（1095）开始禁欲以养生，因为中国古人相信性生活于人伤害很大。。当时朝云亦只有三十余岁，但与东坡在精神世界里，却颇为相得。此年盛夏，朝云染于瘟疫去世。苏轼将她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此处亦称西湖）。苏轼曾写有《西江月》词，以梅来凭悼朝云。
然而，苏轼却不能在朝云的墓前长相厮守。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见《苏轼诗集》P2203）
当政者章敦（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
而当时，苏轼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东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李一冰先生苏东坡新传，说苏轼被贬海南昌化，到底是儋州还是昌化？
唉，不知道啊，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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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儋州
苏轼在儋州期间，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朝廷的压制以及当地百姓落后的生活习俗与医疗条件，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积极融入当地，在民生改善、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如下：生活处境艰难：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年），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当时的海南岛是一片蛮荒之地，远离京城，自然条件艰
苏轼三次被贬谪的时间地点及原因
苏轼被贬的时间地点及原因：一、被贬黄州（1079年—1084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
苏轼为何被贬儋州?急求!谢谢
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因为新党执政，苏轼被贬至儋州，也就是现在海南岛，直到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品读苏东坡之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
被贬儋州时,苏轼已经六十二岁了,他知道此生难以再回中原,就和家人在惠州诀别,并立下遗嘱交代了后事。他说到海南后,首先做棺材,再就是造墓穴,死后就葬在海南。临别之际,一家人“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苏轼只身带幼子苏过前行,情形很凄惨。 苏轼被贬儋州的同时,弟弟苏辙也被再贬雷州,两人都被命接令即行,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