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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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是什么? “股”是什么意思?~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股”是对偶的意思。
八股指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八股文起源于宋元的经义，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

扩展资料：八股文历史价值：
1、真正做到统一思想。大明，大清王朝的覆灭主要因素都要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入侵，明清王朝的专制思想统治使忠君思想深入骨髓。
2、给寒门学子一个更好的上升台阶，确立了八股取士的地位。规定出题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这减小了考试难度，贫穷的读书人只要背透了四书五经就可以去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相比于之前的其他王朝，较为简单。
3、可以杜绝世家大族对于皇家的威胁，从南北时期的豪门与皇家平分天下，到明清时期几乎没有了这种情况，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的时候也有很多世家大族，对政治影响颇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股文

八股文又叫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是一种俗称，它是明代
朱元璋创制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等组成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清人陶福履甚为简明地叙述了经义文体演变为八股的历史：“四书文，经义也，宋熙宁中王安石所创。《宋史》：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省撰大义式颂行，试义者须有文采，乃为中格。元仁宗皇庆初，复科举，仍用经义，体式小变，其文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题下有原题、大讲、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后又小变，然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一定不易。明初小变，然文后尚有大结，犹其遗法，成、宏以后纯为八比之格矣。”1

有些学者从构成八股的各种成分如破题、对偶等方面来追论八股的起源，2 也有的学者从原始结构和义理来源溯其远祖，3 从而把八股的萌芽追溯到明初、元、宋乃至于唐、汉、战国、春秋，不一而足。本文不拟细探八股文的源流，也不欲明确系年八股产生的时间，因为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4 即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标准、典型的八股文？如果说入语气、用排偶即为八股，则宋人文天祥乃至王安石的经义文已经是八股了；如果说对偶句段为八方为八股，则清代制义亦非全是八股，晚清许多试卷其实只是六比也属正格，更勿论还有许多或二、或三、或十、十二比等种种变化了。所以，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看全体、看整篇，看是否已形成垂之长久的定式。5 故本文仅拟紧密联系科举考试来看一种较完整成形、长期固定的经义八股，这种八股文作为一种综合的文体样式，尤其是作为一种相当持久固定、为千百万人小心遵循的文章程式，6 离开考试就确实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本文想强调八股形成过程的长期性、渐进性和自然而然性。

自明代延至晚清的经义应试文（八股）的基本格式是：

──破题（两句散行）

──承题（三、四散句）

冒子 ──起讲（七、八句或十余句，散行浑写题意）

……入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起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出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比 ──中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后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束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收结（三、四散句）7

元倪士毅说，宋之盛如张才叔自靖义，“至宋季则其篇甚长，首有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其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宜今日又变更之。今之经义不拘格律，然亦当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8 由此可大略得出发展到宋季时的经义文结构如下：

破题
接题
冒子小讲
缴结
原题
上段
入官题大讲中段
下段
从讲（余意）
原经

结尾

元代基本上如宋，但比其简单，一定不易的只有以下四个部分的结构：

冒题
原题
讲题
结题

从北宋熙宁四年（1071）到南宋末（1279）约二百年间，经义文已发展到一个格式相当繁复固定的程度，甚至可说与明中叶以后的八股格式相差无多。此又不仅经义，宋代的“论”这一应试文也在这期间形成了与经义相差无几的格式。纪昀说∶宋代考试“论”体使用得比其他文体还要多些，其始也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审，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逾越。“论”体中之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基本上跟经义式一样，甚至更为发达，“实后来八比之滥觞。”9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即便是并无经题之限，而是要求“自出机杼”的论也不例外。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当时论体限五百字以上，却无下限，经义亦同。这易助长繁复之风，实际上，在南宋晚期，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至少比元代及明初经义文更接近）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的一圈。

宋末战乱，元代早期科举考试又停了几十年，客观上可能反有助于斩断繁复琐碎的严密程式之风，10 所以，元代，明初的经义文反趋朴实，不再拘于比偶，格式也只需循大要而不必严守细节。明初四书义又限三百字以内，五经义五百字以内，文较短小简明。但时间一长，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官衡文和士子准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八股在明代的产生正如顾亭林所言：“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1457～1464）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可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11 清代八股比较起明代中叶来，变化主要是大结缩短，起讲延长和字数增加。12

在此，有一种说法尤须加以辨析，即认为八股文体是由朱元璋所定，由朝廷立法所定，其根据大概是来自《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3 明洪武三年定考试文字程式，并没有厘定八股程式，明洪武二十四年所定“文字格式”也仅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14 固定的两两对偶及全篇之式看来还是如顾炎武所说直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的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定型，至此以后四百多年，在格式上方无大变。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相对于古文而言）、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总共包括八股，所以称八股文。“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不一定要求对仗排偶。但有的考生不自觉地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更为兴盛，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的基本特点，大致为以下几方面：1.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2.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3.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格式。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而八股文的惟一用途，即在于应付科举，此外毫无实用价值。明清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均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它最后终于被废弃，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3.htm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选自《钦定四书文》（康熙）韩菼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均须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孔子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二字领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题。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向背开合，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总起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单句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作为例证，先选用了这篇韩菼的制义文。这篇文章收在乾隆时方苞编的《钦定四书文》一书中，关于这部书，将在另外一篇中再作介绍，在此不赘。这里先介绍一下作者：
韩菼是清代初年八股文名家，字元少，江南长洲人（即现在苏州），官作到礼部尚书，《清吏稿》有传。应顺天府乡试时，尚书徐乾学在遗卷中发现了他的卷子，十分赏识，取中了他。接着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癸丑科会试、殿试都是第一，俗话叫“状元”，按官方制度，应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编撰《大清一统志》总裁。平生学问通《五经》及诸史，以善写制义著称，乾隆时追谥“文懿”。上谕并嘉奖云：“菼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就是说他所写的八股文，是八股文的典型范文。在光绪甲辰，科举最后一科的三鼎甲之一的探花（第三名）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引了此文。因之此文“释义”部分，是从商著转录的。
【女与回也孰愈】
以孰愈问贤者，欲其自省也。
夫子贡与颜渊，果孰俞耶，夫子岂不知之？乃以问之子贡，非欲其自省乎？
若曰：女平时之善于方人也，吾尝以女为贤矣。夫在人者尚有比方之意，岂在己者转无衡量之思。明于观人者，必不昧于知己，窃愿举一人焉以相质也。
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
德行之利，回也实居其首，则回必有所以为回者，而后无惭殆庶之称。
言语之美，女也亦有专长。则女必有所以为女者，而后可为从政之选。
然在回也，箪瓢陋巷之中，自守贫居之真乐，岂必与女相衡。
即在女也，束锦请行以后，编交当代之名卿，岂必与回相较。
而吾乃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女之与回。
今夫天之生人也，聪明材力．虽造物不能悉泯其参差，则其必有一愈焉；理也。
令夫人之造诣也，高下浅深，虽师长不能尽窥其分量，则其不知孰愈焉；情也。
将谓回愈于女乎？而女自一贯与问之后，亦既高出于同堂。
将谓女愈于回乎？而回自三月不违以来，久已见称于吾党。
将谓回不愈女，女不愈回乎？此可与论过犹不及之师，商而女之回也，固非其例。
将谓回有时愈女，女有时愈回乎？此可与论退与兼人之由，求而女与回也，又非其伦。
夫弟子之造就，函丈难欺，假令我出独见以定短长，回亦无不服也。女亦无不服也。然我言之，不如女决之也。孰高孰下，奚弗向长者而自陈。
夫尔室之修为，旁观尽悉，假令人持公论以评优劣，岂不足以知回也，岂不足以知女也。然人论之，不如女断之也。孰轻孰轩，奚弗对同人而共白。
吾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于女之与回也。女与回也孰愈？
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又称时文、制义或制艺。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而泛滥整个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编辑本段]与党八股文的斗争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解放区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公文写作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用写作》(月刊)中国公文史话(五)1990年第5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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